決策下的高密度
早期的香港，以轉口貿易為主要經濟支柱，發展集中在沿岸一帶、接近碼頭的平地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在此時期，即使登山困難，仍有不少英人選擇在山腰甚至山頂居住，促生了香港的第一種公共交通工具—山頂纜車，足以證明香港的山勢雖然陡峭，但不至於不能使用。但隨著土地價格日高，香港的發展並未有像全球許多國家般，蔓生至香港的每一個角落，主要還是英國殖民政府的決策。
保留如此大片的綠地，與香港早期的政治問題不無關係，由於香港早期與大陸脫離，沒有一般城市的外圍綠帶作為後盾，不得不自行解決供水問題。香港開埠早期，人口不太多，尚可倚賴在溪澗或開井取水，但隨著人口日增，加上分佈極不平均，在人口稠密地區的水井容易受到污染，成為疾病的泉源，故不得不在人口重區附近，設置集水區及水塘，收集天然雨水，自1863年薄扶林水塘的落成，自今已先後興建了十七個水塘，當中兩個更是在海中興建。雖然自1965年後，香港已向中國大陸購買東江水，天然收集回來的食水如今只佔總供水量的三成，但香港的集水區仍佔香港土地的三分之一。
今天不少西方國家意識到高密度發展帶來的種種效益，爭相來港取經，但筆者深信這不是早期的英殖民政府集中在某些區域發展的出發點，更不是純粹來自香港的地理環境。舉個例子，香港政府管理的市區公共空間由1969年的545公頃擢升至2002年的1,915公頃，便足以證明政府是有能力開發更多的土地以舒緩擠迫的都市環境。
早期，英國侵佔香港，出發點主要是為了鞏固海上貿易，而非為了殖民或擴大帝國版圖，英國對所有殖民地，都要求當地政府經濟獨立，不會對殖民地作出任何經濟上的補貼，為了鼓吹貿易，奉行了「自由港」的政策，地方政府不得對出入口貨物徵稅。在此大環境下，香港殖民政府的政策，都是傾向於維護商人的，為他們製造一個高效率的營商環境，由於香港欠缺天然資源，亦沒有足夠的耕地發展農業，又不容易對當時勢力龎大、權傾朝野的商人徵收較重的利得稅或入息稅，土地便成為了政府其中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。英人義律於1841年1月佔領香港後，便馬上宣示了英國皇室對島上土地的擁有權，並急於同年6月14日，將首批三十四幅土地拍賣，較1842年8月正式簽署的南京條約，足足早了一年之多。
賣地不但為殖民地提供了建設的主要經費，更成為了在港商人製造財富的工具。早在香港開埠，George Pottinger曾敍述過當時的情況︰「所有人，包括了長官級及以下的，都竭盡所有資源，參與土地的投機活動。」John Carroll亦觀察到︰「新政府以批地獎賞那些協助政府收回及發展土地的人，土地成為了這些人的財富來源。」這種手段，一直沿用至後期。為維持土地的價格及將土地商品化，政府必需限制土地的供應量，即使日後香港的版圖伸展至九龍及新界，土地的供應大大提高，亦未有改變這一政策。
因此，土地的發展是受到嚴格控制的。擠迫的生活環境及局部超高密度的區域，並非全因為地方急速城市化，而是一種經過細心策劃、人為操作的後果。許多這方面的學者都認為，不同地區的殖民城市都有這樣的共通情況，就如Anthony King指出︰「殖民地的統治階層或上流社會，與原居此地的人民，不論居住的密度，或是生活的方式、條件和質素，都存在著很大的距離。」這種現象，許多時都來自殖民政府的城市規劃政策，早期將洋人與本土居民居住的區域分開，後期則將管治階層與被管治者分開。舉個例子，香港在十九世紀時，Christopher Munn便這樣形容當時華人聚居的地方︰「那擠迫的太平山區，是被蓄意設計成華人的貧民窩，加上原來已是問題重重的上環區(Lower Bazaar)，便變成了臭名遠播、暴力、貧窮、疾病的温床。」
近年的學者Alexander Cuthbert亦指出香港早期的公共房屋政策，也是如出一轍，出發點仍是以最高的經濟利益、最低的政府投入作為大前題，在最便宜的土地上，建出最高密度的居所。學者Michelle Huang提出︰「香港政府一如過往，限制了城市空間的自由運作，以便從城市發展中取利，製造了香港市區許多密度的重區，通過壓縮市民日常的生活空間，為華麗的辦公大樓、酒店，提供宏偉的城市舞台，中區的摩天大廈、機構的總部，某程度上並非用玻璃和金屬來建造的，而是在大眾市民的生活空間中刻扣而來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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